东亚人工智能伦理的盲区

在当今全球 AI 伦理的学术研讨中，人们常常能听到一种呼吁：现有的规范框架几乎完全建立在西方哲学传统之上，从康德的义务论、边沁与密尔的功利主义，到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为了纠正这种单一性，应当引入儒家的伦理观、佛教或是道家的自然观，从而提炼出一种具有东方智慧的 AI 伦理方案。

这种构想看起来十分合理，但在实践层面却遭遇了巨大的反差。如果观察东亚主要经济体在 AI 领域的现实图景，会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学术界对本土哲学资源的探讨热情高涨，而真实的产业政策与公共舆论却对深层的伦理审议表现出极大的冷淡。从国家层面对主权算力的狂热补贴，到学校与工厂对自动化系统的急切引入，再到公众对技术替代劳动的坦然接受，整个社会展现出一种几乎不受道德犹豫阻碍的技术推进势头。

这种冷淡并不能简单归结为政策制定者忽视了传统文化。今天分享的这一篇论文指出，现有的讨论在提出问题的第一步就放错了重心。学界通常把「东亚」仅仅当作一种用于解决技术副作用的规范性文化资源，却忽略了东亚社会面对现代技术的深层历史机制。

东亚社会在面对 AI 伦理时的迟钝与边缘化，根源其实在于其在快速现代化进程中历史性形成的社会技术想象与特定的技术现代性结构。因此，要理解东亚为何在 AI 伦理立法与反思上显得动力不足，必须首先拆解东亚社会技术现代性内部的四重结构性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