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女性主义者的“数据不服从”宣言

这篇《拒绝宣言》既是一份抵制声明，也是一份承诺书。它明确拒绝有害的数据体制，并致力于开创崭新多元的数据未来。

1. 我们拒绝这样的假设：数据实践带来的风险和伤害，对每个人、每个地方、每次都一样。我们承诺正视不同群体之间脆弱性的差别，以及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暴力和剥削体系如何导致了这一点。
2. 我们拒绝被数据、设备和实践所规训，这些手段试图通过追踪、监控和监视的方式，去塑造和规范种族化、性别化以及残障人士的身体。我们承诺重新夺回对自身行为、生活方式以及与数据技术互动方式的主动权。
3. 我们拒绝个人数据被永久性使用。我们承诺积极掌握自主权，主动管理数据，确保当数据不再服务于其所涉及的人们时，能够得到妥善封存处理。
4. 我们拒绝将数据视为脱离身体的存在，进而导致其失去人性与特性。我们承诺理解数据始终与身体相连，并认真审视数据的生物政治影响，关注性别、种族、性取向、阶级、残障、国籍等身体差异。
5. 我们拒绝虚伪的“伦理”规范和透明度的空洞承诺，这些被用作掩饰、权力的工具以及逃避责任的手段，使系统创造者免于追责。我们承诺践行一种追求公平、要求正义的女性主义数据伦理，帮助我们理解并改变权力的运作机制。
6. 我们拒绝数据科学的扩张，这些科学将数据攫取主义常态化，其核心目标是将人类经验货币化和过度个体化。我们承诺聚焦于创造性和集体性的生活方式，超越新自由主义逻辑，抵制市场驱动的经验商品化。
7. 我们拒绝接受数据及其生成、收集、处理和存储系统过于复杂或技术性太强，以至于那些生活受其影响的人们无法理解。我们承诺努力让这些系统和数据变得易懂、可感、可控。
8. 我们拒绝只研究少数族群。我们承诺通过调动数据，以协商一致、互助共赢的方式，与少数族群并肩作战，为其服务，同时认识到数据始终是多方共同构建的结果。
9. 我们拒绝接受充斥着最后通牒、强制许可、无处不在的 cookie 收集和访问限制的数据体制。并非所有人都能安全拒绝或退出而不受后果或伤害。我们承诺确保在所有与数据驱动产品及平台的在线互动中，“不”成为切实可行的选择，并推动一种将“拒绝权”融入核心的新型数据体系。
10. 我们拒绝“过河拆桥”，独善其身。我们承诺进入学术界和工业界这类道德有争议的空间，不是为了融入权力圈层，而是为颠覆、瓦解、开启并创造新的可能。
11. 我们拒绝那种沿袭殖民主义“同意陷阱”的数据文化，这种陷阱从一开始就掩盖了强制和暴力催生“同意”的现实。我们承诺推动由原住民主导并为其服务的数据实践，并在互助共生的关系中发展这些实践。
12. 我们拒绝进一步剥夺、抹杀、窃取或从黑人、土著及有色人种的生活与劳动中谋利。我们承诺建立这样的立场：最受数据压迫的人们对数据有最深刻的理解，并通过提升、动员和颂扬他们的知识，来构建一种被压迫者的数据方法论。
13. 我们拒绝让研究沦为剥削的工具，也反对让特权阶层替弱势群体做决定。我们承诺培育促进数据自主与自我表达的研究文化。
14. 我们拒绝将革命、颠覆和创新的修辞拱手让给硅谷的市场营销与资本话语，尤其当这些话语边缘化并挪用社会正义群体的声音与行动时。我们承诺体认并放大女性主义在社会变革中的长期劳动、奉献和力量的历史声响。
15. 我们拒绝将同意简化为一次性点击，接受服务条款即永久交出数据控制权。我们承诺践行 Planned Parenthood 的 FRIES 同意模式，确保同意始终是“自由给予的、可撤销的、知情的、热情的和具体的” ^[1]。
16. 我们拒绝将监控视为参与的唯一前提，也不愿在“不可避免”的大规模技术监控面前感到无能为力。我们承诺凝聚社区力量，紧密团结，共同抵抗。
17. 我们拒绝科技巨头的敷衍态度和道德妥协，它们总是将弱势用户的需求推迟到下一轮融资、测试或修补中解决。我们承诺以最脆弱群体的需求为中心，为科技巨头的数据困境开辟激进的解决方案。
18. 我们拒绝那些因为成本高、不方便或法律没有强制要求而推迟或拖延无障碍设计的科技。我们承诺向残疾权益活动家学习，践行“凡涉及我们的事，须有我们参与”的原则 ^[2]。
19. 我们拒绝认为数据是理所当然的、自动产生的副产品，仿佛它只是事物、物体或互动过程中随便“冒出来”或派生出来的东西。我们承诺把数据当作一种需要用心照顾和培养的资源，而不是像殖民掠夺者那样只知道不停地开采、攫取和占有。
20. 我们拒绝把数据看成是没来历、没意义的原始东西，也不认同只把它当最终产品，而不去管它背后有哪些故事和谁创造了它——只有弄清楚这些，才能真正理解数据是什么。我们承诺跟数据背后的人一起合作，而不是把数据当成死物任意使用，具体做法是关注那些影响数据产生的不公平因素，还有数据被使用、处理和存储的技术基础——比如代码、算法、应用和操作系统。数据始终内嵌了社会价值，包括种族、性别、阶级和能力。
21. 我们拒绝这样的想法：必须说服那些不公正的机构和学科来听我们的话，才是改变的唯一办法。我们承诺与我们服务的社区一起，共同打造我们的语言和问题，从而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力量。
22. 我们拒绝“以损害为中心”的研究，这种研究收集数据来重现伤害，或从痛苦中获利。我们承诺进行“以欲望为中心”的研究，调动并聚焦于原住民、黑人、穷人、无公民身份者、跨性别者、残疾人等被过度研究却未被充分服务的少数群体的需求，将数据作为他们繁荣、生存和快乐的资源和工具。
23. 我们拒绝容忍靠不稳定工人和隐形劳动建立资本与数据帝国的便利经济（或称为“零工经济”或“共享经济”）。我们承诺反对一切形式的劳动剥削和不稳定性。
24. 我们拒绝技术解决主义，这种想法用惩罚性的数据手段（比如一直开着的面部识别、随便收集个人数据和带有种族偏见的预测警务）做道德掩护。我们承诺用女性主义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仔细审视数据逻辑怎么反映了权力不平等，而不是简单地把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能力歧视和对弱势群体的压迫一笔勾销。
25. 我们拒绝预测性数据逻辑，它自诩全知，凌驾于社区决策之上。我们承诺珍视社区实践者的智慧，对抗盲目依赖数据预测与决策的风险。
26. 我们拒绝接受数据只有在庞大、抽象、数字化、聚合、机器可读和为市场服务时才重要。我们承诺重视其他形式的数据，优先考虑对用户和社区的责任与可理解性，并在各个尺度上审视数据。
27. 我们拒绝挪用女性主义集体安全与同意的话语来为监控正名。安全无需屈从于高科技殖民秩序。我们承诺以女性主义集体安全与同意为基，增强韧性、团结、减害，并作为自卫与赋权的利器。
28. 我们拒绝“女性主义数据改革太慢、太贵、太繁琐”的论调。我们承诺以激进颠覆推动社会变革。
29. 我们拒绝过分推崇量化、“客观”与“普适”的数据逻辑。我们承诺开发并推进从主观、具身、情境、政治与情感中汲取洞见的方法，跨越定性与定量的传统界限。
30. 我们拒绝接受强加的殖民式知识和信息整理方式。我们承诺尊重部落国家的自主权和原住民对信息的管理，重视原住民之间的联系、以及她们的知情权和数据主权。
31. 我们拒绝殖民者对数据所有权的逻辑。我们承诺推动原住民主权，他们将数据实践作为“基础设施承诺”，以收回土地，摆脱外来占领。
32. 我们拒绝把人仅仅看作是可以被处理的数据标记，而要拥抱每一个完整、鲜活的个体。我们承诺将“尊重人的完整性”视为一项必须坚守的女性主义数据价值观。

我们的拒绝与承诺共同呼吁：数据既是解读，也是待解之物。它可以是签到、故事、体验，或开启与持续对话的桥梁。它应永远抵制简化。数据是物、是过程、是我们创造并运用的关系。而我们有能力以不同的方式塑造和运用它。

1. Planned Parenthood 的 FRIES 同意模型是一种用来解释“同意”（consent）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框架，尤其是在人际关系、性关系或任何涉及个人边界的情境中。它用五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组成“FRIES”，也是“薯条”的英文。以下是详细解释：1. Freely Given（自由给予的）同意必须是自愿的，没有任何强迫、威胁或压力。也就是说，一个人说“是”的时候，应该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不是因为害怕后果或被逼无奈。比如，不能用“如果你不同意我就生气”这样的方式逼人点头。2. Reversible（可撤销的）同意不是一锤子买卖，随时可以改变主意。即使之前说了“是”，如果后来觉得不舒服或不想继续了，也可以说“不”，而且这个决定必须被尊重。同意不是签了合同就不能反悔。3. Informed（知情的）同意得建立在充分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参与的人得清楚知道会发生什么，不能被蒙在鼓里或误导。比如，如果有人隐瞒关键信息（像风险或后果），那同意就不算真正有效。4. Enthusiastic（热情的）同意应该是积极主动的，而不是勉为其难或敷衍了事。真正的同意不是“行吧，随便你”，而是“我真的很想这样做”。如果一个人只是被动接受，而不是真心愿意，那就不算同意。5. Specific（具体的）同意是针对特定事情的，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比如，说“我同意跟你出去吃饭”不等于“我同意跟你回家”。每一步、每个行为都需要明确同意，不能假定一个“是”就覆盖所有情况。Planned Parenthood 用这个模型来推广健康的互动关系，强调同意是双向的、动态的，而不是被动的或强加的。在这里提到这个模型，是为了反对那种把同意简化为点一下服务条款的“确认”就完事的数据使用方式。数据的使用也得像人际关系一样，遵循 FRIES 原则：用户得自愿同意、能随时撤回、清楚自己在同意什么、是真心想同意，而且同意得具体到某件事，而不是一揽子授权。 ↩︎
2. “凡涉及我们的事，须有我们参与”（#NothingAboutUsWithoutUs）这个口号起源于残疾权益运动，后来被广泛用于各种社会正义领域，强调受影响的群体必须亲自参与与他们相关的事务决策，而不是让外人替他们说话或决定。它拒绝那种“别人替我说话”的模式。比如，不能让一群健全的人坐在会议室里决定残疾人的生活需求，也不能让大公司假装知道用户想要什么却不问用户意见。它强调被边缘化群体有权利也有能力自己发声、掌控自己的命运。 ↩︎